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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不知不觉中就被黄瀚把话题带到了光刻机上。

    光刻机的本质其实与投影仪加照相机差不多，以光为刀，将设计好的电路图投射到硅片之上。

    当下国际市场上的集成电路制程还停留在不到四百纳米的时代，能做光刻机的企业，少说也有数十家。

    日本尼康凭借着相机时代的积累，在半导体产业全面崛起八十年代，在属于日本的八十年代，尼康是当之无愧的巨头。

    中国人喝点酒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吹牛逼，德高望重的学者也不例外。

    当黄瀚叹息为什么我们中国做不出光刻机之时，理解国内先进科技的他们立马就不乐意听了。

    几位科学家掰着手指列举国内光刻机的发展情况，阐明跟国际市场的差距其实不太大。

    黄瀚提出自己的观点，既然中科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等高校携手研制的光刻机并不过于落后这个时代。

    那么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为什么不可以跟中科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等高校申请合作，力争把中国自主研发的光刻机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黄瀚在后世特意找了有关于中国光刻机发展的一些文章和资料看过，当时觉得痛心不已。

    其实在一九八五年之前，我国的光刻机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正在蓬勃发展中，不断的研发有可能达到世界领先的地步。

    要知道，后世响震全球的ASML公司，在此时也只不过是个新公司、小公司而已。

    改革开放没多久，许多国际大公司对中国市场不屑一顾，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平均年收入才二百美金左右，太穷了，哪有购买力？

    因此国内光刻机项目其实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对手前来竞争，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一穷二白时光刻机领域反而不落后？

    经济发展到了世界第二，光刻机领域反而落后了两个时代！

    那是因为我们拥有体制的优势，九十年代前都是将全国科技精英们的精力集中在科技的发展之上。

    科技精英们肩负国家重托，带着使命感工作，发扬艰苦朴素的集体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们在积贫积弱的六七十年代就能够研发成功“两弹一星”就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做什么都讲经济效益，于是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声音喧嚣尘上。

    研发光刻机费钱没有经济效益，故而自废武功了。

    黄瀚在几位国家科技界的泰斗面前大谈光刻机的重要性，大谈赶超国际水平的必要性。

    还描绘了“钱景”。

    黄瀚不是瞎吹牛逼，他的言论出处绝大多数来源于后世网络上的分析资料，来自于分析家的文章。

    在座的几位大拿都是泰斗级人才，他们听了黄瀚的分析后都认可，都对黄瀚刮目相看。

    人才难得，具备战略眼光的人才更是难能可贵！

    华校长和谢书记、叶主任等等目光交流，都含笑点头。

    他们同样知道世界将要进入计算机时代。

    半导体领域会迎来技术革命，微电子产品之一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体积越来越小容量越来越大是必然趋势。

    没有先进的光刻机如何制造从世界先进水平的芯片？

    买？

    当下进口先进芯片试试？哪个国家敢卖给我们？

    九零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遭遇西方制裁，华校长、谢书记、叶主任等等有识之士提高了警惕。

    今天又听黄瀚阐述“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自废武功，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是把国家的命运任由他国控制。

    他们都开始思考，一个个眉头紧锁，真真正正忧国忧民的正是他们这群人。

    华校长和谢书记已经准备给上级写报告，他们还准备联系中科院的学部委员谈谈这些观点。

    最后黄瀚话题一转，表示“飞乐音响”如果购买先进光刻机，有能力生产体积更加小，容量更加大的集成电路。

    有了这种储存芯片，他们就用不着生产卡式磁带收录机，完全可以生产储存几十、几百首歌曲、音乐的先进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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