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佩弦来沪-《稻草人》

    每回写信给佩弦,总要问几时来上海,觉得有许多的话要与他细谈。佩弦来了,一遇于菜馆,再遇于郑家,三是他来我家,四呢,就是送他到车站了。什么也没有谈,更说不到“细”,有如不相识的朋友,至多也只是“颠头朋友”那样,偶然碰见,说些今天到来明天动身的话以外,就只剩下默默相对了。也颇提示自己,正是满足愿望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这自然要赶快开个谈话的端,然后蔓延不断地谈下去才对。然而什么是端呢?我开始觉得我所怀的愿望是空空的,有如灯笼壳子,我开始懊恼平时没有查问自己,究竟要与佩弦细谈些什么。端既没有,短短的时光又如影子那样移去无痕,于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过几天后追想,我所以怀此愿望,以及未得满足而感到失望,乃因前此晤谈曾经得到愉悦之故。所谓愿望,实在并不是有这样那样的话非谈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够得到从前那样的愉悦。晤谈的愉悦从哪里发生的呢?不在所谈的材料精微或重大,不在究极到底而得到结论(对这些固然也会感到愉悦,但不是我意所存),而在抒发的随意如闲云之自在,印证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佩弦所说的“促膝谈心,随兴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不比议事开会,即使没法解决,也总要勉强作个结论,又不比登台演说,虽明知牵强附会,也总要勉强把它编成章节。能说多少,要说多少,以及愿意怎样说,完全在自己手里,丝毫不受外力牵掣。这当儿,名誉的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诈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表出内心而说话,说其所不得不说。在这样的进程中随伴地感到一种愉悦,其味甘而永,同于艺术家制作艺术品时所感到的。至于对谈的人,一定是无所不了解,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一个说了这一面,又一个推阐到那一面,一个说如此如此,又一个从反面证明决不如彼如彼,这见得心与心正起共鸣,合为妙响。是何等的愉悦!即使一个说如此,又一个说不然,一个说我意云尔,又一个殊觉未必,因为没有名誉利益等等的心思在里头作祟,所以羞愤之情是不会起的,驳诘到妙处,只觉得共同找到胜境似的,愉悦也是共同的。

    这样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写个便条,说“月之某日,敬请驾临某地晤谈,各随兴趣之所至,务以感受愉悦为归”。到那时候,也许因为种种机缘的不凑合,终于没什么可说,兴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来上海,虽然不曾用便条相约,却颇怀着写便条的心理。结果如何呢?不是什么也没有淡,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么?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临别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别初逢的码头,各无存心,随意倾吐,不觉枝蔓,实已繁多。忽焉念起:这不已沉入了晤谈的深永的境界里么?于是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刚才所说,一一隽永可喜,这尤其与茶味的比喻相类。但是,逢到这样愉悦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岁尽日晚间,与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觉得无聊,后来不知谈到了什么,兴趣好起来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电灯熄了,点起白蜡烛来,离开了憩坐室去到卧室,上床躺着还是谈,两床中间是一张双抽屉的桌子,桌上是两支白蜡烛。后来佩弦看了看时计,说一首小诗作成了,就念给我听:

    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烛光里,

    我眼睁睁瞅着

    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总是慌忙的。颧颊的部分往往泛着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无量的事务在前头;遗失东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笔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实岂止来上海时,就是在学校里作课前的预备,他全神贯注,表现于外面的神态是十分紧张;到下了课,对于讲解的反省,答问的重温,又常常涨红了脸。佩弦欢喜用“旅路”之类的词儿,周作人先生称徐玉诺“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如果借来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气,可谓巧合。我又想,可惜没有到过佩弦家里,看他辞别了旅路而家居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话,就觉得无须探看,“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大概是“永远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为该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认真。说一句话,不是徒然说话,要掏出真心来说;看一个人,不是徒然访问,要带着好意同去;推而至于讲解要学生领悟,答问要针锋相对:总之,不论一言一动,既要自己感受喜悦,又要别人同沾美利(佩弦从来没有说起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虽不中不远矣”)。这样,就什么都不让随便滑过,什么都得认真。认真得利害,自然见得时间之暂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

    看了佩弦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见佩弦什么都要去赏鉴赏鉴,什么都要去尝尝味儿,或许以为他是一个工于玩世的人。这就错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兴玩这件就玩这件,不高兴就丢在一边,态度是冷酷的。佩弦的情形岂是这样呢?佩弦并非玩世,是认真处世。认真处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触,就以全生命交付,态度是热烈的。要谈到“生活的艺术”,我想只有认真处世的人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艺术家云乎哉!——这几句就作佩弦那篇文字的“书后”,不知道他以为用得着否。

    这回佩弦动身,我看他无改慌忙的故态。旅馆的小房间里,送行的客人随便谈说,佩弦一边听着,一边检这件看那件,似乎没甚头绪的模样。馆役唤来了,叫把新买的一部书包在铺盖里,因为箱子网篮都满满的了。佩弦帮着拉毯子的边幅,放了这一边又拉那一边,还有伯祥帮着,结果只打成个“跌塞铺盖”。于是佩弦把新裁的米通长衫穿起来,剪裁宽大,使我想起法师的道袍;他脸上带着小孩初穿新衣那样的骄意和羞态。一行人走出旅馆,招呼人力车,佩弦则时时回头向旅馆里面看。记认耶?告别耶?总之,这又见得他的“认真”了。

    在车站,佩弦怅然地等待买票,又来回找寻送行李的馆役,在黄昏的灯光和朦胧的烟雾里,“旅人的颜色”可谓十足了。这使我想起前年的这个季节在这里送颉刚。颉刚也是什么都认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现慌忙之态,也与佩弦一样。自从那回送别之后,还不曾见过颉刚,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几个人着意搜寻,都以为行李太重,馆役沿路歇息,故而还没送到。哪知他们早已到了。就在我们团团转的那个地方的近旁。这可见佩弦慌忙得可以,而送行的人也无不异感塞住胸头。

    为了行李过磅,我们共同看那个站员的鄙夷不屑的嘴脸。他没有礼貌,没有同情,呼叱似的喊出重量和运费的数目。我们何暇恼怒,只希望他对于无论什么人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者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佩弦两手里只余一只小提箱和一个布包。“早点去占个座位吧”,大家对他这样说。他答应了,颠头,将欲回转身,重又颠头,脸相很窘,踌躇一会儿之后,他似乎下了大决心,转身径去,头也不回。没有一歇工夫,佩弦的米通长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台的昏茫里了。

    原载《文学周报》192期,1925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