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佩弦先生-《稻草人》

    本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于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认识他的人都很感伤,不认识他可是读过他的文字,或者仅仅读过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现在我们来谈谈朱先生。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已经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几个中学当教师,也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书。他毕了北京大学的业就当教师,一直没有间断。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处事又认真,经济也不宽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战,不能好好的治疗,休养。早经医生诊断,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应当开割。但是也有医生说可以不开割的,他就只服用了些药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发作,痛不可当,才往北大医院开割。大概是身体太亏了,几次消息传来,都说还在危险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岁。

    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工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看他神色,如果表现舒适愉快,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如果有点紧张,眉头皱起,就可以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他教导学生取一种平凡不过也切实不过的见解:欣赏跟领受着根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无所谓欣赏跟领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础还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借语言文字,而且单只凭借语言文字。一个字的含糊,一句话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碍。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知道他的心意中为什么起这样的波澜,写成这样的一篇文字或一本书。这时候,说欣赏也好,说领受也好,总之把作者的东西消化了,化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补益品了。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实践而外,又写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无非如此。我们想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里,如果没有办法对付它,好只在它那里,与我全不相干。意识跟观点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过语言文字的关,就没法彻底分析意识跟观点等等。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大事。

    他是个不断求知不惮请教的人。到一处地方,无论风俗人情,事态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庙似的“每事问”,有时使旁边的人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土气,不漂亮。其实这样想的人才是“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里可真愿意明白,懂得,请教人家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在文学研究方面,这种精神使他经常接触书刊论文,经常阅读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他们,而且与他们同其呼吸。依一般见解说,身为大学教授,自己自然有已经形成的一套,就把这一套传授给弟子,那是分内的事儿。很有些教授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也认为他们是行所当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们,也随时受青年们的教育。单就他对于新体诗的见解而论,他历年来关心新体诗的发展,认明新体诗的今后的方向,是受着一班青年诗人的教育的,他的那些论诗的文字就是证据。但是,同样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以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以及非教师的知识分子,很有说新体诗“算什么东西”的,简直认为胡闹。若不是朱先生的识力太幼稚短浅,就该是那些人太不理会时代的脉搏了。

    他待人接物极诚恳,和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分别时深切地相思,会面时亲密地晤叙,不必细说。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与学生亲近,并不是为了什么作用去拉拢学生,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与他谈话和玩儿。这也很寻常,所谓教育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国的教育偏偏有些别扭,教师跟学生俨然像压迫者跟被压迫者,这才见得亲近学生的教师有点儿稀罕,说他好的认为难能可贵,说他坏的就不免说也许别有用心了。他在大学里也还是如此,学生就是朋友,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可是他决不是到处随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责功课是严的,没有理由的要求是决不答应的,当过他的学生的都可以作证明。学生对于好好先生当然不至于有什么恶感,可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会由敬而生爱。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坚强的责任感,这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哭当然由于哀伤,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

    他作文,作诗,编书,都极为用心,下笔不怎么快,有点儿矜持。非自以为心安理得的意见决不乱写。不惮烦劳地翻检有关的材料。文稿发了出去,发见有些小节目要改动,乃至一个字还欠妥,总要特地写封信去,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说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当世作者的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面貌像说话,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真会说那样的话。还有些文字全从文言而来,把“之乎者也”换成了“的了吗呢”,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不写口语便罢,要写口语就得写真正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亲近他人,对于语言又高度的敏感,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不要说远了,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可又极其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提到的。他早年作新体诗不少,后来不大作了,可是一直关心新体诗,时常写关于新体诗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现代本国文学的重要资料。他也作旧体诗,只写给朋友们看看,发表的很少。旧体诗的形式限制了内容,一作旧体诗,思想情感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现代人疏远。作旧体诗自己消遣,原也没有什么,发表给大家看,那就不足为训了。

    他的著作出版的记在这里。散文有《踪迹》的第二辑(亚东版,第一辑是新体诗)、《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开明版)、《你我》(商务版)五种。新体诗除了《踪迹》的第一辑,又有《雪朝》里的一辑(《雪朝》是八个人的诗集,每人一辑,商务版)。文学论文集有《诗言志辨》(开明版),大意说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始于论诗,论诗的纲领是“诗教”跟“诗言志”,这一直影响着历代的文学批评,化为种种的意见跟理论。谈文学的文集有《标准与尺度》(文光版)跟《论雅俗共赏》(观察版)两种,都是近年来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文中的话)从这中间可以见到他日进不已的精神。又有《语文零拾》(名山版)一种。《新诗杂话》(作家版)专收论诗之作,谈新体诗的倾向跟前途,也谈国外的诗。《经典常谈》(文光版)介绍我国四部的要籍,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深入而浅出,对于古典教学极有用处。论国文教学的文字收入《国文教学》(开明版,与圣陶的同类文字合在一块儿)。又有《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商务版,与圣陶合作),这两本书类似“教案”,希望同行举一而反三。他编的东西有《新文学大系》中的诗选一册(良友版)。去年的大工程是编辑《闻一多全集》(开明版)。今年与吕叔湘先生和圣陶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预定各六册,编到第二册的半中间,他就和他的同伙分手了。

    看前面开列的,可知他毕生尽力的不出国文跟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个完美的人格。

    1948年9月,原载《中学生》1948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