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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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嗯。”

    “也没加班费。”

    “嗯。”

    “坐车也不能报销。”

    “嗯。”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76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医院,运送病人的医生没有隔离服,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图中正接受采访的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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