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双城的创伤-《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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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对着,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就明白了,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课本上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小蔡脸上泪水纵横。

    她回身进了屋子,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

    一个天真的誓言。

    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

    我问:“什么让她最痛苦?”

    “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

    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

    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

    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

    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儿,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着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〇〇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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