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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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我们想找到她,但没有地址和电话,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我们去那一带,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阿文有无系呢度”。

    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已经两年没见到。迟疑了半天,她才说:“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好去阿文卖淫的康乐村找。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

    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笔录里说,如果她想逃走,可能会被打死。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好在非典刚过,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西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我们必须走了。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十二点四十,也没人。小项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谱。”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轻人的样子,但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问她去哪,她犹豫了一下,没直接回答,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说完顿一下,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揽了她一下,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

    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了,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三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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