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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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做爱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骚扰,“那个感觉……”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一抬头,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我下楼吃饭,又是这个人,闪到花丛背后,是个短发女人。我也有不适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被窥伺之感。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两位男性手握手,谈了很久,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听不下去采访。后来,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一样的欲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性应该是有美感的。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宏:同意你们的观点。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录制节目时,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这让我很意外。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是同性恋,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认为他需要保护。

    “不,我不需要。”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是,这并无羞耻。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amwhati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审片领导是孙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银白长发披肩。

    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他不见得赞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这节目播出压力大,采访时需要乔装打扮,戴上帽子眼镜,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审片时,我、草姐姐、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坐在边上递烟倒水,生怕他皱眉头。他听到学生拉二胡的时候随口说一句“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盯着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来我们用意,莞尔一笑。

    看完节目,他让停下带子,把烟点了,就问了一句话:“这个节目播了,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

    “能。”

    他再没多说,在播出单上签了字。

    但是,同性恋这一期,我连陪着去审的勇气都没有。这期通不通过,不是改几个段落,或者放一放再说,就是一眼之下,播,还是不播。

    我一直攥着手机等结果,一直等到老范短信:“过了,一字未改。”

    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人人都在观望。他没说什么,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退休的时候,我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这首诗,送还他。

    我和赵铁林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有天朋友说起,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经去世。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寄养在乡下,“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矿山挖矿,从北航毕业后,做生意失败,在海南租处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人,满足“救风尘”的愿望。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美人照”,一张二十块钱,养活自己。“她们知道我是记者,我靠拍照片吃饭,她们靠青春吃饭,你也别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能做到这样就行。我如实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间他颠沛流离,临终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骑着自行车来去,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贫困”。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我心里不能平静。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席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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