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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乐了，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我能”。

    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激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有一天，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大家去找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军训，搞点拓展也成啊。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领导有点下不来台，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在场的人都举手。

    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

    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

    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

    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

    连长来了：“怎么没叠？”

    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

    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

    “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

    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

    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

    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

    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查”，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入狱两年。

    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

    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

    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干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几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

    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

    “你还相信法律吗？”

    “不。”他说，“我信仰法律。”

    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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