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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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

    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

    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丛黑发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柴静比想象中瘦小,像个初二女生。有人在大声嚷嚷,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多人,就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新闻联播’和央视一套两会期间同时包装一名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惯了精雕细刻的深度报道的柴静,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这些对话,可能听见了也没心思想,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

    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这次涉及四个部门合作,三十多位记者同时参与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团,各有各的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节目很短,一人一句话就过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装一下节目。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

    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

    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

    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

    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告诉她:做不到。”

    “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

    “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

    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

    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

    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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