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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1837年曹公圳完工前，这里的产量必须看天吃饭，很不稳定。所以想要发展农业，得让曹公圳这个水利设施提前二百年出现。这一区域在19世纪末期灌既的水田有明文记载：6500公顷，在19世纪的正常年景下收获的粮食可以养活三十五万万人。

    饭团探书

    至于说缺点，那就是这个农业开发区距离高雄市区多少有些偏远了。驻扎在高雄的海陆军难以有效的辐射保卫这一区域，必须有相应的自保自卫能力。

    “如果能太太平平的开垦，直接搞几个农场不就是了。还要我们屯垦兵团做什么？这就是武装屯垦的优越性所在。”

    要“深入不毛”，卫生问题就得提上议事日程。无论是颜思齐开台，还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再到清朝大规模的垦殖，甚至日据早期，各种传染病肆虐是影响台湾开发的主要因素。也是元老院当初否定台湾开局的主要因素之一。

    颜思齐和郑成功均是在台湾生活不久就去世了，虽有一些其他原因，而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水土不服”。尽管关于他们去世时候的病症史料所述不详，但是现代医学研究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感染了某些亚热带流行病而去世的。

    台湾传统记载上经常被描述为瘴疠凶勐之地，初次远道而来者往往病死甚多。《海上见闻录》叙述国姓爷郑成功征台时，其将士“初至，水土不服，疫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

    按清人的记述，去台有“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的说法。这“六死”之中，除了少数死于和原住民的冲突之外，大多数是亡于各种疾病。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台湾的开发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入台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

    中法战争时，淮军名将刘铭传守御北台湾基隆一带，上书报告“其地瘴烟风雨，寒燠不时，将士随臣身临前敌，死于战阵者十分之一，死于瘴疫者十之四、五，其幸而存者，类皆瘴疠锋镝余生，恍如再世。”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军登陆台湾屏东共停留了七个多月，三千余名日军以优势兵力与装备，轻易击败台湾原住民，仅战死12人，但却病死561人。

    清廷于同一时间，也派遣淮军马步十三营来台驻守，一年内的伤病亦十分严重。最后不得不在第二年内渡返回。据沉保桢奏报：在台湾埋葬的清军将士将近两千人。期间还死亡文武官员一百一十人，其中仅有六人是阵亡。淮军三名记名提督均在台湾病故。

    如此可怕的疾病死亡率，若非元老院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医药工业和对疾病发病和预防原理有了充分的了解，否则大规模的拓殖台湾就是一桩极具风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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