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双城的创伤-《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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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有个小姑娘冲我乐。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挂着两条耳机线,走哪儿唱哪儿,一条短裙两条长腿,叽叽呱呱,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岁,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唇,总用白唇膏盖着,“这样比较有气质”。哦,这好办,我叫她老范。她挣扎了一阵子就顺从了。

    这姑娘大学毕业自报家门来应聘,领导每次开口问问题,她都立刻说:“你先听我说……”张洁估计是以一种对女儿般的容忍,让她留下来的。

    “我是三无人员,”她说,“无知,无畏,无耻。”

    我心想,你真是没吃过亏啊姑娘。

    她还挺会为自己找理论依据的:“有句话叫‘阴阳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题:一周之内,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体认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处找人,说来说去,没人搭理,最后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门的事,我更感兴趣那个沉默的原因。

    张洁看着我俩,心知这种节目多半是白花钱,平常选题都得有个七八成把握了才出发,不然徒手而归成本太高,但他是个对姑娘们说不出个“不”字的领导。“去吧,省点钱,别双机了,也别带录音师了,一个摄像就够了……哎哎,也别带大机器了,带台dv。”他说。

    从机场出来打车,师傅姓毛,一脸西北人的清刚,车上放着一盘邓丽君,他听了好多年,放的时候像钢丝似的。我和老范摇头摆尾地跟着合唱《偿还》:“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毛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俩一眼,又看一眼,乐了。

    西北壮阔,赤金的油菜花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青苍的山转过一弯,还是。

    我说我也喜爱美剧《老友记》,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声扑上来,摇得我披头散发。

    同行说当地政府不支持媒体采访。趁着月黑风高,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服毒的小杨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称凉州,双城是这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三万多人,过了晚上十点,只有几户灯光。小杨家灯是亮的,院子里一块菜地,堆着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满了鞋。父亲醉酒刚回,红着脸,粗着脖子敞着怀,说不清话,母亲坐着一句话不说。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老范跟他们吵人权和新闻自由,双方驴头不对马嘴,倒是能互相抵挡一阵子。

    我抓住机会问小杨:“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回武威,回我们住的酒店采访?”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细脖子,只看到两弯浓眉毛,一直不说话。我不抱指望地问了这么一句,但他说:“我愿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钟没回过神,居然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非典的报道。”

    几个月前做非典报道得到的所有荣誉称赞,都比不上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师傅老到得很:“后面有车跟。”我们往后看,普通黑桑塔纳,只有一个司机,后座上没人。

    我们在酒店下车。第二天,毛师傅来接我们,说昨晚我们走后,桑塔纳下来两个人,上了他的车,问:“刚才那几个人是哪儿的记者?”

    毛师傅直接把车拉到110,把两个人卸在警察那儿,回家睡觉去了。

    后来知道这俩人是镇长和他的同事。我们去找:“这事儿还用这么躲闪啊,跟你们又没啥关系。”

    镇长心一下就宽了,把遮着半边脸的大墨镜摘了。

    我奇怪:“当时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后一看,我们两个立刻倒在后座上。快吧?”

    采访小杨,他不肯说什么原因。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我明天会去你们学校。”

    他忽然问:“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这孩子带我去学校。校长来给我们开门,中年人,头发花白,一见人就用手往后爬梳,不好意思地笑,“这几个月白的,”说话声音是破的,“心里难受,压力太大,精神几乎都崩溃了。”他勉强绷着笑,脸都抖起来了。

    找到六年级的瓦房,一张张桌子看,有一部分课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后来刷的红漆也盖不住。小杨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停下来,低头不语。

    桌子是第一个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号,与她同时服毒的女孩小蔡经抢救脱险。两天后,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学小孙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杨服毒,经抢救脱险。

    几个孩子桌上都刻着“519”,苗苗父母认为他们是集体约定自杀。

    镇上的人卷着纸烟,眼里放着光,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恐惧:“跟你说吧,肯定是个什么教,听说还有白皮书呢。”眼睛扫一扫旁边的高台,“还有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阁,说是一个供着魁星像的高大石阁,他们说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头待着,还刻了什么字。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心里一紧。

    小杨不肯多言,说你们去问苗苗的一个好朋友小陈吧,她都知道。

    我们找到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岁,穿件碎花白衬衣低头扫地,发根青青,小尖脸雪白。看见我们进来,不慌不忙,扬扬手里的扫帚说,“等我扫完地。”一轮一轮慢慢地扫,地上一圈一圈极细的印子,扫完把扫帚绳往墙上的钉子上一扣,让她妈给我们拿凳子坐,转身进了屋。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身拿着一张纸,打了一个电话。

    她撩了帘子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什么,她都平静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说:“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她说:“我们班上的人多了,哪个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这个事情你不关心吗?”

    她不紧不慢地说:“学习这么忙,关心不过来。”

    她看着我,礼貌地等着我往下问。我看着她,饱亮黑圆的眼里没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问不下去了。这时候窗外鞋声敲地,几个成年人进来,说:“你们有记者证吗?”

    他们穿着深蓝夹克黑皮鞋,这次不是镇上的,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不希望我们待在村里,一车直接拉去了当地的雷台汉墓:“报道这个多好。”前后都有人跟着解说。老范倒随遇而安,她第一次到乡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后面跑,又笑又叫,宣传部的同志没见过这么天真的记者,再严肃都看乐了。老范又吃惊西北壮丽的天色,大叫着指给我看:“云!”

    走在前头的宣传部负责人三十多岁,名字结尾正是“云”字,他惊喜又羞涩地转头:“叫我?”

    众人哄笑。这一笑之后,都不好意思再绷着脸了。

    之后再聊节目。我们说:“这个事情谁都困惑,处理起来也棘手,但是不公开,被认为是邪教,对谁都不好。我们多了解一些,你们也多些处理的经验,是不是?”

    云叹口气:“这事我们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开始也当邪教查。没有这事,搞不明白,你们去看吧。”

    我们去了魁星阁,门已经被铁丝扭住挂了锁,有小孩子手脚并用,沿着斜的墙面噌噌爬上去,一坡青砖被他们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开了门,沿台阶转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没了,空空荡荡的像个戏台子。有个原来刻着文字的照壁,出事后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盖住。照壁不大,我没带工具,用手擦,石灰干又薄,底下的字露出来,小铅笔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见钟情”或是“武林盟主”,不过如此——我在小地方长大,不奇怪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待在这儿,大概这是小镇唯一有文艺气息,能带给他们一点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没有电脑,没有书店,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和歪歪扭扭的简谱。

    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是青少年杂志,有一页折过角,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怎么可能?她们都看。”

    农村孩子上学晚,双城小学是六年制,苗苗已经十三岁,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翁美玲。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们找到小蔡家,她母亲拦住门说:“不要拍,我女儿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带坏了。”

    我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

    “……”

    “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

    “十几天了。”

    “你担心吗?”

    “……”

    “让我试试吧。”

    她让出一条路来。

    小姑娘细眉细眼,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摄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问她,不吭声。我给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蓝墨水染了。

    “忍什么呢?”

    她不说话。

    “能睡着吗?”

    孩子摇摇头。

    “想什么呢?”

    她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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