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是对峙,不是对抗-《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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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白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美女,照一个。”

    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苔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选,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交响乐,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被披露出来后,开会时领导表扬大胡子有职业操守,让他谈两句感想。他胖胖地一乐:“没人给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

    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洞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领导,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

    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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