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是对峙,不是对抗-《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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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口,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乱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

    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

    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爽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

    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布朗得了抑郁症,露西问:“你是怕猫么?”

    “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映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一个猛子扎入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儿。”

    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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