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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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

    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一,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入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

    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

    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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